中医与中华民族

2010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2021年5月12日，正在河南省南阳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医圣祠和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中医药发展和艾草制品产业发展情况。习近平说，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离不开中医的贡献。尽管在西方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中医的发展受到遏制，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远不及日本汉方医学（世界中药产品贸易总额中，日本占90%左右）。但是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倍加努力，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一、中医的发展历史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黄帝内经》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

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被人尊为“药王”。

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龙门石窟的药方洞窟门刻有诸多唐代药方，多达150多种，所用药物多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药方涉及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等，所涉及药材在民间都能找到，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

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更是差点被官方取缔。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取消旧医药（那时中医中药被称为旧医药），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当时在医学界引起非常大的振动，大量的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在同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二百多个团体，三百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大会，并上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时任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王斌利用职权，用政令和法令开启了对中医的迫害，甚至部长李德全都为“中医黑”战队，他们都是西医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医疗精英，对中医缺乏基本的认识和敬畏。

毛泽东主席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做出重要批示，及时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决定成立中医司，加强卫生部的中医工作，任命吕炳奎为第一任司长。

2003年的非典因其传播快，发病急，直接导致死亡而令人色变。截至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其中国医大师邓铁涛率领的中医团队取得了四个零的成效，即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尽管在后续总结中对中医几乎一带而过，但是，从社会上看，有很多任又因此而重新开始关注中医。

2006年何祚庥、方舟子、张功耀等再次批判中医是伪科学，2007年方舟子出版《批评中医》，在前人批评中医的理论之上，又列举了相当多的所谓科学数据来进行批判。这引发了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中医批判活动。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12月25日通过，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制定的法律。至此，中医废存之争尘埃落定。

    （二）中医的特殊贡献

根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二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三百多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得到了较好救治，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在几次重大的疫情救治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譬如1956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禽流感，中医药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且展示了中医辨证论治和三因制宜的优势。

1954年、1955年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研究院（即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的蒲辅周老先生用白虎汤、清瘟败毒饮等清热解毒之法，取得非常好的疗效。1956年北京流行性乙型脑炎，蒲老根据当年北京气候暑湿重的特点，及时调整，采用三仁汤、三石汤、五加减正气散、千金苇茎汤等化湿清热治法，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03年广州非典，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老先生指导下，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收治74例SARS病毒感染者，其中仅3例使用了激素，非典后遗症为零。

2009年的禽流感防治中，中医药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成果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在救治工作中也发挥了更加重要、更为广泛的作用。强化中西医结合、中医深度介入诊疗过程，成为医疗救治的鲜明特点，中医药在全国各地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价值被极大地肯定。